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輿論聚焦未成年人立法領域
發佈時間:2020-11-30 09:05 星期一
來源:法制網輿情監測中心 王燦

1013-17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二次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經表決,通過了關於修改專利法的決定、生物安全法、新修訂的未成年人保護法、出口管制法、關於修改國旗法的決定、關於修改國徽法的決定、關於修改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的決定。此次立法動向獲社會輿論高度關注,涉及的相關法律話題成為輿論熱議焦點。法制網輿情監測中心通過統計,梳理出最受關注的幾大話題,按熱度分別為刑法降低刑責年齡(信息量19.8萬)、個人信息保護法(信息量6.3萬)、未成年人保護法(信息量5.6萬)和出口管制法(信息量3.7萬)。其中,“法治”“創新”“進步”等關鍵詞被輿論提及甚多,反映出社會公眾對於全面依法治國的殷殷期待。

 

■ 最受關注話題:刑法降低刑責年齡

近年來,頻頻曝光的低齡未成年人惡性犯罪個案,一次次地挑戰社會容忍的底線。但我國現有法律對未滿14週歲的未成年人犯罪行為缺乏完善且有力的懲戒制度設計,導致正義無法得到彰顯,不但給無辜者帶來極大傷害,更激起了社會普遍不滿。1013日,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提請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進行二次審議,草案規定,已滿十二週歲未滿十四周歲的人,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罪,致人死亡,情節惡劣的,經最高人民檢察院核准,應當負刑事責任。相關法律修改直接指向未成年人犯罪問題,受到輿論高度關注。

 

支持:降低刑責年齡迴應輿論期待

媒體和專家對此多持肯定態度,認為降低刑責年齡迴應了社會期待,將對未成年人犯罪起到震懾作用。《人民日報》評論高度稱讚道,“草案下調刑事責任年齡,針對的就是未成年人犯罪低齡化問題,體現了刑法對社會現實和公眾關切的迴應”。中國刑法學研究會副祕書長彭新林進一步解釋稱,“此次法定最低刑責年齡的降低,只是在特定情形下,經特別程序進行個別下調,這既迴應了社會關切,可以嚴厲制裁社會危害嚴重的低齡未成年人惡性犯罪,也體現了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工人日報》評論解讀認為,“降低刑事責任年齡藴含多重社會價值,不僅更加契合罪刑相適應原則,更好地體現司法正義,還更有利於引導未成年人的成長,可以更好地實現救贖未成年人與社會正義期許之間的平衡”。

 

反對:調整刑責年齡需要更謹慎

也有不少專家提出不同意見。比如上海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尹琳不贊同因極端案件而對刑責年齡做出調整,認為“因極少數未成年人觸犯刑法,而降低未成年人刑責年齡的做法,是對絕大多數未成年人不負責任,而因個案的發生而對整個刑事責任年齡做出調整的法律修改既不科學也不符合邏輯”。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皮藝軍則認為降低刑責年齡屬“重刑主義”思路,認為目前草案關於下調刑責年齡的規定,只是從程序和量刑方面對未成年人犯罪進行處理,仍停留在對待成年人犯罪的思路上,而未成年人犯罪問題屬於少年司法體系處理的範疇。中國政法大學教授苑寧寧也認為,草案對刑事責任年齡調整的科學性、可行性、可操作性、有效性值得商榷。

 

建議:如何更好解決未成年人犯罪

更多輿論則聚焦於如何更好地解決未成年人犯罪問題,並提出建議:一是做好司法銜接和配套工作。《光明日報》評論稱,“刑責年齡的變動是一項系統工程,牽一髮而動全身,刑法在作出調整時必須考慮到與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未成年人保護法等法律的銜接問題。尤其是,在何種‘特別情形’與‘特別程序’下才可對刑事責任年齡作個別下調”。《南方都市報》評論直指,刑事責任年齡“個別下調”的表述,“顯然賦予了具體司法更多的判斷權與自由裁量空間,而司法機關對個案的處理與判斷同樣需要謹守法律邊界、立足事實與法律”。二是完善專門矯治教育制度。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主任佟麗華認為,針對未成年犯罪首先要立足預防和矯治,預防犯罪屬於基礎性工作,單純依靠刑事責任並非正確的方向,需要通過專門矯治教育預防犯罪根基。《人民法院報》評論文章建議,用工讀學校矯治“熊孩子”,做到教育、保護、懲戒的有機結合,協調配合。同濟大學法學教授金澤剛建議,未來有必要對各類專門學校進行分級分類設計,體現專門教育的特色化、個別化,並賦予人民檢察院將涉罪未成年人送往專門學校的決定權。東方網評論則建議可以通過社區矯正加強未成年人犯罪預防、教育,根據案件情況,可以交由學校進行告誡或公安機關予以訓誡,必要時成立幫教小組,制定改正計劃,進行跟蹤幫教。

 

■ 點贊量最多話題:個人信息保護立法、未成年人保護法修訂

 

個人信息保護立法 討論呈現三方角度

此次會議期間,個人信息保護法草案正式提交審議,表明立法工作又前進了一步。草案擬規定,處理個人信息應當在事先充分告知的前提下取得個人同意,並且個人有權撤回同意;重要事項發生變更的應當重新取得個人同意;不得以個人不同意為由拒絕提供產品或者服務。輿論普遍表示個人信息保護法落地值得期待,並圍繞立法意義和完善建議展開討論。

一是彌補立法空白、推動產業升級。《中國青年報》評論稱,個人信息保護立法有望彌補空白和缺漏,能有力保證法律規範的系統性,終結碎片化的狀態,實現個人信息認定標準、個人信息管理、處罰標準的統一。《羊城晚報》評論指出,不少互聯網相關產業,嚴重依賴於對個人信息的採集和利用,長期將個人信息保護孱弱的現狀視為自己發展的“低成本”優勢。立法的推進也勢必倒逼相關產業發展進入一個更加規範的階段。

二是建議完善配套制度,分級分類保護。中國政法大學教授許身健認為,草案具有一定的前瞻性,未來仍需不斷完善相應制度。對於自然人的個人信息查詢權、複製權、更正權和刪除權的行使需要作出更加具體細緻的規定,還有個人信息的境內儲存和安全評估等也需要進一步詳細規範,明確侵害個人信息的賠償範圍和計算方法等。《北京商報》評論進一步指出,個人信息作為寶貴的數據資源,關乎產業前景以及各種新興業態商業模式,因此需要在個人信息保護、行業發展以及公共利益之間求取平衡,在足夠嚴密的法律約束下劃定邊界設立紅線,因此需充分考慮不同應用場景下的分類分級保護。

三是建議完善監管和執法職能,提升懲戒力度。北京市盈科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高同武表示,個人信息保護監管機構和職責明確是難點所在,個人信息保護要綜合運用民事、行政、刑事等綜合性手段加以保護,監管機構要職責清晰、範圍明確,避免出現“九龍治水”的局面。《北京青年報》評論稱,我國還應參照其他國家經驗設立專門的個人信息保護機構,該機構應擁有相對獨立的監管、執法權力,以此全面完善我國個人信息事前保護、事後救濟機制,推動個人信息保護再上新台階。《新京報》評論認為,個人信息保護應進一步強化“從嚴”“從重”,提升民事違規懲戒力度,包括行政罰款上限的大幅度提高、為受害者集體訴訟提供更高效低成本的維權通道等,從而為公民隱私建立更具威懾力的制度防火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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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閲讀請參見《政法輿情》2020年第35期)

 

法制網輿情監測中心 王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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