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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司法中的“和合”文化
發佈時間:2021-02-23 11:07 星期二
來源:人民法院報

任何制度的變遷,包括某一項制度的創立與消亡,都可以在此前此後的歷史中找到關聯。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之所以能夠在數千年間保持強大的生命力,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在於它有一個穩定的價值體系。

“無訟”息爭

中國傳統訴訟文化的價值取向是以“和諧”精神與“無訟”理想為總原則的。“和合”的理念始終是中國古代倫理思想的核心,“無訟”是在此理念下儒家所追求的一種理想境界。孔子説:“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在孔子的思想中,訴訟的最終目標是要藉助刑罰來實現和諧的世界。儒家提倡面對糾紛時,採用和緩、寬容的方式處理。傳統的“無訟”思想暗含了要關注民生、維護人民利益的“民本”思想。

儒家主張“以德去刑”“德主刑輔”“教化為先”。這種將倫理道德與法律刑罰、德治和法治相結合的治國理念和實踐,促進了社會的和諧與發展。正是倫理與道德在我國法律文化傳統中佔據重要地位,“無訟”便具備了不可迴避的歷史基因。儒家提倡“仁愛”,在儒家看來,“愛人”這種處理人際關係的基本原則適用於家庭關係,“愛人”就會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推而廣之,則“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在這種温情的人倫關係中,天下太平,何來爭訟?

慎刑慎罰

在司法方面,儒家主張法律應寬平簡約、繁簡適中、去重從輕。慎刑思想是傳統法律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所謂“慎刑”就是主張在適用法律時,應該審慎、寬緩,無論立法、司法都必須崇德,施用刑罰要慎重從事。

慎刑發端於西周時期周公提出的“明德慎罰”立法思想,意思是指彰明德教,慎用刑罰,對不聽德教而觸犯刑律者慎重地使用刑罰。漢初黃老學派主張輕刑,反對重刑,他們認為最好的司法在於謹慎寬平,“設刑者不厭輕,為德者不厭重,行罰者不患薄,布賞者不患厚”,最好是“不言而信,不怒而威”。後來又在儒學與陰陽學等思想影響下,發展為“德主刑輔”的立法觀。延至盛唐發展為“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在刑事政策和刑罰適用等方面遵循“慎刑恤殺”“適當寬宥”原則。

慎刑核心是“反對濫刑”。司法官員通過貫徹“仁政”理念,在不違背法律規定的情況下,尋找輕刑的依據,減免減輕處罰,從而避免了冤假錯案的發生,也緩和了社會矛盾。

聽獄宜速

古代在審判程序方面要求聽獄宜速,注重效率。北魏孝文帝多次下詔,“勿使有留獄久囚”。宋代朱熹“以嚴為本”的立法思想反映在訴訟程序問題上,就是要求提高審判效率和審判質量,他認為當時審判效率極低的原因在於案件不論大小,稍有疑慮,就逐級上報審批,不能有效分流,有的小案罪狀清楚,卻長時間不判,自然影響法律的權威和公正。元代蘇天爵主張寬釋疑獄,他指出如果案件不能及時予以處理,必然導致“囚徒日益以眾,文移日益以繁”,如果案件拖延結案,就有可能再次危害社會。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王夫之主張“寬以養民”,及時結案“不留獄”,主張便民、利民快速收案、審案,這些措施有效地提高了審判效率。

援情定罪

西周時代的政治家們提出了許多真知灼見的法律觀點,如“援情定罪”,強調依據行為人動機善惡來認定罪行及決定刑罰輕重。

秦朝統治者以法家重刑理論為指導,通過長期司法實踐,確立了一套頗具時代特色的刑法適用原則,如秦律重視考查行為人的主觀意識,在某些罪行的認定上將有無犯意作為是否構成犯罪的重要依據。《法律答問》記載的一則案例為:“甲盜,贓值千錢,乙知其盜,受分贓不盈一錢,問乙何論?同論。”相反,在同書記載了另一案例:“甲盜錢以買絲,寄乙;乙受,弗知盜,乙何論也?毋論。”秦律規定,自首及犯罪後能主動消除犯罪後果者可以從輕、減輕或免除處罰。

自漢代董仲舒實行“春秋決獄”後,刑事案件的“援情定罪”就成為一種常態。其中的“情”非常寬泛,主要包括事實真相、人的習性或自然因素形成的能影響行為的現實狀況等。唐代法律對自首減輕處罰的規定十分詳細,《唐律·名例律》:“諸犯罪未發而自首者,原其罪。”意思是如果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為還沒有被發覺,自首可以免其罪。自首制度的設立在於鼓勵自動投案,改過自新,這本身也體現了儒家寬緩慎刑的法律理念。

多元解紛

糾紛解決是社會和諧的第一要義。協商性糾紛解決機制,在我國有着悠久的歷史。我國傳統社會里,大部分民事糾紛包括部分刑事糾紛交由民間自行解決。傳統社會對糾紛解決的策略體現為無訟是求、教化為先,抓大放小、重刑輕民,主官裁斷、幕友輔助的特點。

隨着社會自治與社會力量不斷增進,國家中心和訴訟一元化思路被打破,調動公眾的參與、提倡協商、自治和自律的多元協商性糾紛解決機制,日益得到社會的認同。古代解決糾紛的方式主要有官府調處、官批民調、民間調處等方式。調處的對象主要是輕微的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由於古代訴訟的繁簡是考察地方官員政績的標準之一,因此,各級官員十分注重“調處息訴”。綜合治理和多元協商性糾紛解決機制已經成為傳統社會必然的選擇,反映在司法領域之中則勢必講求寬宥而非嚴厲,講求教化而非懲罰。(作者系西南政法大學刑事檢察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 張福坤)

責任編輯:劉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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