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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制高利貸的刑民界分與策略選擇
發佈時間:2021-03-02 10:57 星期二
來源:正義網

時方

□民法通常以對民間借貸設定最高保護利率的上限,作為介入對此類行為法律評價的方式,其認定標準通過司法解釋加以規定,且處於變動之中。

□刑法對於職業高利貸的認定遵從行政犯二次違法性原理,主要依據是行政法規與相關金融監管文件。

□建立民事程序發現機制,當民事審判過程中發現高利貸涉嫌金融違法活動時主動移送金融監管機關,啓動行政調查程序,抑或行政執法向民事審判程序靠攏,實現上下游法律規範的共通共融。

2021年1月1日生效的民法典明確禁止高利放貸行為,要求借款利率不得違反國家規定,體現國家在最高民事立法規定中對高利貸行為絕不容忍的態度。高利貸是否入刑問題在理論界一直爭論不斷,直到2019年10月“兩高兩部”《關於辦理非法放貸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下稱《意見》)出台,將實際年利率超過36%的職業放貸行為進行入罪化處理,並以非法經營罪定罪處罰,高利貸入刑的法律適用依據得以最終確立。但在司法實踐中,民法禁止的高利貸與刑法規制的職業高利貸的行為屬性以及刑民規制的邊界仍然存在混淆的風險,面對高利貸行為,有必要建構全面而系統的法律規制體系,破除不同法域片斷化、分階段治理的缺陷,進行更具建設性、根本性的策略選擇。

民間高利貸與職業高利貸屬性差異

高利貸活動既侵害了借貸主體的民事權益,又擾亂了社會經濟的平穩運行,民法與刑法都作出否定性評價態度,但是民法與刑法所評價的高利貸活動並非完全同一。

民法視域下的高利貸是一種借款利率超過法律保護最高限度的平等民事主體間的資金出借行為,其本質是一種民事借貸活動,具有偶發性、非公開性、規模有限的特徵。民間借貸本身具有滿足特定公民個體融資需求、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的積極作用,故民法介入高利貸法律規制的根據在於,防止利率過高有違公平原則,並據此作出對民間借貸中的高利率不予保護的處置方案。

刑法視域下的高利貸則是一種職業高利放貸活動,結合《意見》規定,職業高利貸是指違反國家規定,未經監管部門批准,或者超越經營範圍,以營利為目的,以畸高的利率經常性地向社會不特定對象發放貸款,擾亂金融市場秩序,情節嚴重的行為。職業高利貸具有高利率性、以放貸為常態業務的經營性、以不特定對象作為放貸對象的社會性、資金運作規模大的金融活動性等特徵,其本質在於未經監管部門批准,實施了類似於銀行等金融機構的資金放貸業務。隱藏於職業高利放貸行為背後的非法金融業務屬性是刑法規制的根本原因。

利率決定論:民事法律介入高利放貸行為評價的形式標準

高利放貸行為的非法性及對公正性的違反,觸發了民法與刑法介入的“安全閥”,設定民刑事法律介入的一般標準成為重要的根據,我國據此建立起民法與刑法的評價標準。

就形式標準而言,利率高低成為決定高利放貸行為不同法律規制標準的通常界限,在不同時期民刑法律對利率高低認定的標準並非完全一致,法律規範適用層面具有相對獨立性。

民法通常以對民間借貸設定最高保護利率的上限,作為介入對此類行為法律評價的方式,其認定標準通過司法解釋加以規定,且處於變動之中。主要認定模式為:(1)固定浮動保護上限模式。1991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關於人民法院審理借貸案件的若干意見》是我國司法機關最早明確民間借貸保護利率上限的規範性文件,其中明確規定,“最高不得超過銀行同類貸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數)。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護”。(2)固定保護上限模式。2015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確定借貸利率24%和36%為基準的兩線三區,細化不同利率區間司法保護態度,將司法認可的民間借貸利率的保護上限最高調整為36%。(3)市場化浮動保護基準模式。2020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關於修改〈關於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的決定》將借貸利率保護的上限規定為“一年期貸款市場報價利率的四倍”,超過此標準的即為高利貸,不受民法保護。此次修正實質迴歸了浮動保護上限的模式,只是基於銀行貸款金融政策的改革,參照基準由相對固定的銀行同類貸款利率變更為市場化報價利率,體現民事司法對於民間借貸利率保護上限的從嚴剋制,這也是出於法律對民間實體經濟保護的政策考量。

屬性決定論:刑事法律介入高利放貸行為評價的實質標準

基於職業高利貸違反金融管理法律的非法金融業務活動屬性,刑法對於職業高利貸的認定遵從行政犯二次違法性原理,主要依據是行政法規與相關金融監管文件。如根據1998年7月國務院《非法金融機構和非法金融業務活動取締辦法》(下稱《辦法》)第4條規定:本辦法所稱非法金融業務活動,包括未經中國人民銀行批准,擅自從事“非法發放貸款活動”。2001年中國人民銀行辦公廳《關於以高利貸形式向社會不特定對象出借資金行為法律性質問題的批覆》規定,“民間個人借貸應是個人之間因生產、生活需要的一種資金調劑行為,即個人以其本人合法收入的自有資金出借給另一特定的個人,目的是幫助解決借入人一時的生產、生活需要,出借人為此獲取一定利息回報,但出借人一般並不將此作為經常性的牟利手段。”該批覆雖然法律位階不高,但對民間個人借貸與非法金融業務的職業高利貸作出區分,實踐指引功能不可小覷。

行政前置法雖然以附屬刑法形式確定了職業高利貸的行政違法與刑事責任,但當時對於職業高利貸的利率邊界並沒有明確規定,刑法也未明文規定適用的罪名,將相關行為作為犯罪認定的刑事裁判尺度並不統一,對刑法罪刑法定原則產生一定衝擊。這也促使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在《關於被告人何偉光、張勇泉等非法經營案的批覆》中指出,“發放高利貸的行為具有一定的社會危害性,但此類行為是否屬於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條規定的‘其他嚴重擾亂市場秩序的非法經營行為’,相關立法解釋和司法解釋尚無明確規定,故……不宜以非法經營罪定罪處罰。”直至《意見》將實際年利率超過36%的放貸行為作為入罪標準並以非法經營罪定罪處罰,刑法懲治職業放貸行為在利率邊界以及行為要素認定方面才得以最終確立。

完善高利貸法律規制體系的策略選擇

儘管民事、刑事以及金融監管文件不同程度對高利貸行為屬性、利率界限予以確定,但在司法裁判中仍存在一定程度的認定混亂,表現為高利貸刑民屬性認定過於分裂,導致大量應當由行政、刑事處罰的職業高利放貸行為被民間普通借貸合同所掩蓋,民法的“權利本位屬性”決定了通過民事審判僅是表達了對高利貸單純不保護的態度,未能通過否定性的懲治機制對此加以處置,而相當數量的高利貸案件在以普通民事借貸案件審理後並沒有深究其背後所隱藏的具有關聯屬性的職業高利貸的存在,後續行政違法認定以及刑事犯罪追究在民事判決後被人為分割消解,行政處罰形同虛設。

除了刑法與民法對於高利率認定存在不同界限標準,高利貸行政違法認定與民刑法律規制界限同樣不明確。對於公權力監管所針對的職業高利放貸活動,刑法當前將借貸利率超過36%的職業放貸行為作為犯罪認定,在缺乏前置非法放貸行政違法行為認定情形下,行刑銜接機制不暢,致使刑法打擊前置,擠壓行政違法對於高利借貸違法行為認定空間,與經濟犯罪作為行政犯二次違法性認定規律不一致。

因此,構建關於高利貸活動的法律規制體系,首先應當揭開借貸利率高低面紗、探尋其背後是否具有職業經營活動本質,區別適用不同法律規範,即針對利率適用的法律依據而言,民事判決應當依據民事司法解釋,刑法、行政法對於違法金融活動的懲治應當依據刑事、金融監管文件,利率標準無需追求形式統一。

其次,更新金融行政監管模式,將傳統分業監管模式下的機構監管轉變為混業經營環境中的行為監管與功能監管。我國傳統金融監管模式聚焦於具有從事金融業務資質的正規金融機構,對此類主體從事的違規金融活動進行相應監管制裁,對於未經監管部門批准、不具有準入資格的民間主體從事的職業高利放貸行為存在監管盲區,這也是當前職業高利放貸活動行政法監管缺位,行民、行刑銜接不暢的重要原因之一。

此外,應當創新不同法律規制手段間的協作機能,例如《辦法》雖然規定了職業高利貸的行政處罰措施,但基於不同法律規範之間的銜接不足,金融監管措施在現實生活中並沒有得到真正施行。由此可以建立民事程序發現機制,當民事審判過程中發現高利貸涉嫌金融違法活動時主動移送金融監管機關,啓動行政調查程序,抑或行政執法向民事審判程序靠攏,實現上下游法律規範的共通共融,強化中間重要環節的金融監管效能,避免選擇性執法,落實行民、行刑有效銜接,真正實現高利貸法律監管民事、行政、刑事三位一體的綜合法律規制體系。

(作者為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副教授)

責任編輯:李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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