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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委員談新時代“楓橋經驗”實踐
預防化解矛盾糾紛描繪和諧新“楓”景
發佈時間:2021-03-08 15:45 星期一
來源:法治日報——法制網

法治日報全媒體記者 張昊 杜洋

時光荏苒,“發動和依靠羣眾,堅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決”的“楓橋經驗”已歷經半個多世紀。把“楓橋經驗”堅持好、發展好,是各級政法機關矢志不渝用行動解答的課題。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多位來自政法機關的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在接受《法治日報》記者採訪時,講述了運用“楓橋經驗”從矛盾化解到預防的新實踐。

連通“毛細血管”預防矛盾

山西省太原市金剛里社區,共有27個小區,大街小巷四通八達,出租房屋集中、暫住人口流動頻繁。

2020年以來,以前“難幹、難管、難防”的金剛里社區僅有46起矛盾糾紛,並且全部得到徹底化解。這是如何做到的?

這得益於楊蓉。從警29年,全國人大代表、太原市公安局杏花嶺分局三橋派出所副所長楊蓉,紮根在社區,創新運用“楓橋經驗”,從源頭預防矛盾糾紛發生。

楊蓉在社區警務室創建了基層矛盾分類分級動態多元聯調機制,又創新搭建了“掌上警務室”網上羣眾工作平台,成為山西公安“掌上派出所”的建設藍本。

2019年公安部部署開展“楓橋式公安派出所”創建活動,此後,社會治安管理的“末梢神經”“毛細血管”被全面激活,新時代“楓橋經驗”在全國公安機關落地生根、開花結果。

同樣在矛盾糾紛調處一線,全國各地司法行政機關則打通公共法律服務與各訴訟環節銜接多元化解糾紛,預防矛盾升級。

“律師參與調解,也是多元解紛、訴源治理的一部分。”全國人大代表、雲南省律協副會長張慧介紹説,雲南省建立了多元解紛、溯源治理工作機制,法院、行政機關、律師事務所、事業單位等多種組織參與。通過“雲解紛”平台打破政法機關壁壘,逐步實現數據共享共通;通過人員配置,進行分門類、分行業的訴訟外調解。

對於預防化解基層矛盾糾紛,全國人大代表、遼寧大學副校長楊松點讚了“村民評理説事點”。遼寧省司法廳在省內建立11763個“村民評理説事點”,實現行政村全覆蓋。去年,“村民評理説事點”共收集信息線索14.8萬餘條,化解矛盾糾紛12.3萬餘件。

“基層政法機關在社會治理的最前沿,如同深入羣眾生活的‘毛細血管’,既是化解矛盾的主要力量,又是預防糾紛的前哨站。”楊松説,通過踐行“楓橋經驗”,讓毛細血管網絡發達暢通,社會治理有機體更健康有活力。

調動各個“細胞”化解糾紛

涉三級檢察院,持續6年的信訪案件怎麼辦理;涉多地,高達4324萬元的涉案資金如何追回……2020年,兩件案子引起全國政協委員、廣西壯族自治區柳州市檢察院副檢察長韋震玲的重視。

柳州市檢察院辦理的被害人謝某恩不服不起訴決定的刑事申訴案,調解涉及廣西、陝西、內蒙古等地的公安、法院、市場監督管理、銀行等單位。專案組半年內跨多個省開展調解,通過多方協調,促使申訴人與被申訴人和解。最終幫助申訴人謝某恩將涉案的4324萬元全部追回,既化解了矛盾,又給因資金困難面臨破產的企業解決了燃眉之急。

韋震玲介紹説,柳州市檢察機關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將羣眾信訪工作納入柳州市檢察機關12309“一站式”服務綜合平台;採取“檢察+N”立體調解,充分應用上下聯動、橫向聯動、跨區域聯動等聯合模式,發動院內院外各種可運用的力量,同時,積極主動應用公開聽證,公平公正化解社會矛盾。

去年,最高人民檢察院在全國檢察機關部署開展為期一年的信訪積案清理活動。從大檢察官到普通檢察干警,為案結事了人和政和不懈努力。

最高檢每位院領導和檢委會專職委員分別選擇兩到三件掛牌督辦的疑難複雜信訪積案進行包案化解,督促指導。各省級檢察院均成立了由院領導擔任組長的信訪積案清理活動領導小組,專門研究部署本地信訪積案清理活動。

一年來,檢察機關鞏固深化羣眾信訪件件有回覆制度,着力推動檢察長接訪、公開聽證、清理信訪積案、司法救助等工作。

截至目前,最高檢確定的348件5年以上重複訪、長期訪重點積案已辦結346件,佔全部重點信訪積案的99.43%,其餘兩起案件處於未完結的司法程序當中。

一批陳年“骨頭案”“釘子案”得以化解。2020年,全國檢察機關接收羣眾信訪92.7萬餘件,信訪總量下降4.3%,重複信訪量下降13.8%。

如果把全國法院系統看成一個整體,每一家法院作為其中一個“細胞”都有着“網上+網下”多元解紛的“基因”,法官們也在身體力行地踐行“楓橋經驗”。

“案結事了之前,任何一個環節都可以踐行‘楓橋經驗’。”全國人大代表、遼寧省丹東市第一醫院副院長金京哲,在去年履職過程中到丹東市中級人民法院走訪調研,聽到執行法官這樣説。

在華某向丹東中院申請強制執行礦石加工費的案件中,被執行企業隱瞞並轉移財產,法定代表人“失聯”。丹東中院堅持矛盾就地解決,堅決打擊抗拒行為,同時為減少衝突,發出《預處罰通知書》。

“這樣的懲戒‘考驗期’讓申請人信賴,讓被執行人信服,促進了矛盾糾紛就地解決。”金京哲如是評價。

來自基層法院的全國人大代表、北京市房山區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長厲莉告訴記者,房山法院將“多元調解+速裁”作為“一站式”建設以及堅持“楓橋經驗”的具體實踐,推進人民調解協議“一站式”司法確認機制向縱深發展。

2020年,最高人民法院堅持“把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挺在前面”,把人民法院調解平台作為互聯網+“楓橋經驗”的創新舉措,在線多元調解的應用成效和人民法院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改革成果喜人。

記者從最高人民法院瞭解到,截至2020年底,3502家法院全部實現與人民法院調解平台對接,調解平台應用率達100%。平台入駐調解組織3萬餘個,調解員16萬餘人,覆蓋了證券期貨、金融、銀行保險、勞動爭議、涉僑、價格爭議、知識產權等專業程度較高的糾紛領域,形成類型多樣的解紛資源庫。累計調解案件超過1360萬件。

數據顯示,2020年全國各級人民法院新收一審民事案件1313.6萬件,同比下降5.166%。與下降形成鮮明對比的是,2020年民事案件訴前調解成功增長至424萬件。3年來,訴前調解成功的民事案件數量增長了6.5倍。

“多元”實踐優化機制創新

“楓橋經驗”是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政法機關創新發展多元預防調處化解綜合機制,方法之“多元”、層次之“多元”、實踐之“多元”不勝枚舉。

“雲南一些地區因地制宜,少數民族地區將民族文化融入解紛機制建設,我知道的就有白族‘金花調解’、彝族‘阿細調解’、佤族‘江三木洛調解’等符合當地風土人情、羣眾認可的調解工作室。靠近國境的地區設立了14個國門訴訟服務站開展跨境糾紛化解。”張慧介紹起調解工作“雲南品牌”如數家珍。

江蘇省推進“三官一律(警官、法官、檢察官、律師)”進網格工作,強化矛盾糾紛快調快處快執,法院立案部門對提起訴訟的各類案件應當第一時間與“網格法官”對接,積極勸導當事人通過人民調解、行政調解、行業調解、特邀調解等非訴方式進行訴前調解。

貴州省司法廳完善聯動響應機制,建立“一條熱線進來、一條龍服務、一攬子解決問題”的工作模式,成為反映社情民意的“晴雨表”,依託大數據及時對羣眾來電諮詢和反映的問題進行綜合分析研判。

安徽、廣東、海南司法廳積極指導推動有條件的商會、行業協會、商事仲裁機構等設立人民調解組織、國際商事調解組織,以“調解+訴訟”“調解+仲裁”“國內調解+涉外調解”等多種形式構建特色商事爭端調解機制。

楊松説,她期待基層隊伍加強建設,創新運用信息化等新方法,湧現更多實踐,為羣眾共同參與社會治理提供更好的法治氛圍和途徑。

法治日報北京3月7日訊

責任編輯:朱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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